他必须承认以后所发生的情况变化，并因而必须重新规定法律的规范作用。

（五）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规定的其他必要措施。从比较法的视角观察，政府可以通过以下路径帮助公民有效实现信息自由权：1．确保信息渠道通畅，预测风险，积极防备。

[2] 1948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第19条规定：人人有权享有主张和发表意见的自由，此项权利包括持有主张而不受干涉的自由。2005年9月，时任中央政法委书记罗干在北京召开的第22届世界法律大会保证，中国政府正在积极研究该公约涉及的重大问题，一旦条件成熟就将履行：2007年，死刑复核权收回最高法院，中国在统一死刑标准、限制滥用死刑上有了实质性行动。[37][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刘为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年版，第26页。[9]约翰·密尔顿在其《论出版自由》中也写道：让我有自由来认识、发抒已见，并根据良心作自由的讨论，这才是一切自由之中最重要的自由。政府在这方面应当以积极作为的方式应对谣言，而不是消极回避。

就新闻自由的管制而言，西方各国为了保障新闻自由，防止政府对新闻自由的不当管制，根据立法和司法实践，对新闻自由确立了不同的管制标准：如美国的明显且即刻危险原则、恶劣倾向原则、优先地位原则、逐案权衡原则等。没有法律依据的限制—例如这限制仅是来自简单的行政判断—就是不合法的。法学与法社会学之间不可能完全割裂，但亦不能完全重合。

陈教授以一种难以称为科学的经验式观察断言中国宪法时代仍未到来、革命年代去时未远、改革年代正在进行，因而不宜提倡僵化的文本主义或者规范主义，而是应该用不断试验的结果，即政策，取代法律，这种判断必然具有相当的危险性，因政策当中有些是良性，有些是恶性，政治和国家权力一旦失去宪法及宪法律的制约，则其绝对滥用是不待细论而自明的。林教授意识到这个问题，在后来的文章中将宪法第38条的人格尊严解释为整个宪法的根基，[69]试图效仿德国基本法将之作为统领宪法的根本原则，此做法无可厚非，但人格尊严毕竟也是内容空洞的价值表述。【关键词】政治宪法学。根据韦伯（Weber），理解不仅仅包括对行为的现实理解，不仅仅包括一种描述性的现实复述，而且还需要对行为的动机、主观意向进行阐释性的理解，从而把行为理解为一种意义关联（Sinnzusammenhang），能够比较完整的理解做出一项行为的动机（出于理性，如命令，还是出于非理性，如愤怒），并理解行为做出之后的实际后果，此外，理解必须要从中分离出不受非理性左右的行为进程和行为后果，如不因为愤怒、嫉妒等情绪而严格依照规律行为可能会产生的后果，从而构筑一个目的合乎理性的类型，也就是理想类型。

在魏玛时期，更多学者是从法学外的角度，从精神科学、政治学、社会学或者历史等角度试图为宪法找到正当性基础，但在当代，宪法本身的正当性已被普遍承认，如何赋予宪法以有效性便成了当代宪法学之课题，在宪法学内部便产生了新的方法论争议，即通过何种方式使宪法和宪法法得以具体化（Konkretisierung）或者宪法解释应如何展开，而这种争议也均围绕实然与应然、事实与规范的二元体系展开。[27] 强世功：《中国宪法中的不成文宪法——理解中国宪法的新视角》，《开放时代》，2009年第12期。

[52]在事实与规范二分的前提之外，尚存在另外一种对规范性的解读，即在承认事实与规范并非完全割裂，而是可以融合的前提下，赋予规范性以新的意义，这种可以追溯至黑格尔的诠释学路径，在德国的国家法学理论中亦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如弗里德里希·缪勒（Friedrich Müller）便认为，规范性标志着一个规范的动态属性，也就是说是一个以事物为特征以及结构化了的法之秩序模式，不仅使作为其基础的现实得以秩序化，并且本身即受该现实之限定，[53]因此，规范性应在后实证主义阶段被视为是结构化的进程，[54]即规范性并非是规范文本的内在属性，而是法规范适用到具体案件的结构化过程。陈教授认为，违宪的原因在于有些措施并不符合五个根本法，因此需要有个机构对此加以判断，就是违宪审查机构的意义。对法规范不能仅仅客观还原历史的原貌（如立法者原意）或者仅仅语义上机械的理解，而必须通过解释使自身具体化为法秩序整体的有效性当中，在每一个特定具体-历史的境况里，法律必须被重新理解，只有如此，法律才能被正确的理解，但对于这种重新理解亦需通过现行法规范加以限缩。宪法学作为理解的科学，既非纯粹的、逻辑严密的价值学，也非纯粹的实证主义科学或纯粹描述事实的社会学，宪法中的价值自于宪法规范与社会现实的结合，必须面向时代的精神价值，通过具有整合性的宪法解释将宪法的规范含义与不断变化的现实结合起来，既保持变通性、又不失安定性，这是中国宪法学所迫切面临的任务之一。

尽管施米特也承认这个意义上的绝对宪法具有历史有限性和相对性，但仍然与魏玛的宪法律存在区别，毋宁说是构造了一个市民法治国宪法的理想类型，因此尽管处于历史的制约下，但实证的宪法概念仍然发展成一个抽象的一般概念。[69] 林来梵：人的尊严与人格尊严——兼论中国宪法第38条的解释方案，《浙江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49]法规范尽管应作为应然——不问结果上能否在实践中有效执行——而生效，但在规范解释层面上则应尽可能的思索规范与现实之间的有效结合，从而通过规范, 解释保证最低程度的实效性和社会对法规范的接受程度。【注释】[1] 参见韩大元，迈向专业化的中国宪法学——以2006年发表的部分宪法学学术论文的分析为例，《中国法学》2007年第1期。

但问题似乎出在这五个根本法的分析过后，政治宪法学的野心便流露出来，认为在一个革命、改革的时代，任何经济体制上的所谓违宪实验都应该是允许的，因为这是最终会与五个根本法相吻合的良性违宪。[82]对宪法学之本质，黑塞（Hesse）认为虽然法律决定最终需要实现一个具有担当性的、理性上可证立和可审查的结果，但任何法律决定都不能达到终极理性，毋宁说只能通过一定的方法指引，通过结构性的理论设定达到一定程度的相对正确性，法学并不能成为可以严格加以证明的自然科学，严格的科学化在法学领域不过是一种幻想，背后所隐藏的是各种难以言说的真正理由或者决断。

因此，以宪法文本[66]为基础和围绕规范[67]就成为二者必然的选择，但二者又都承认法律实证主义的不足，必须通过一定程度的价值判断的引入加以纠正，但遗憾的是二者并未对其方法论体系、对如何保持开放性而又不致损害法的安定性以及规范内容的有效性来自于何处等问题给予明确回答。2001年以齐玉苓案为契机，中国宪法学者开始探索宪法学自身的方法论体系，并有学者通过实证调研作出了迈向专业化的中国宪法学[1]此一判断。

确实，国家法除了政治之外，根本不存在其它对象。特里佩另外明确指出，对于法学中引入对政治目的的考量，其可兹批评的地方在于，这种方法是否是正确的，也就是说，在国家法学中建立起与其它以政治为对象的学科的联系，这种方法是否正确。对任何法规范的理解都包含了解释者的主观性在里面，但这种主观性不能被过度强调，因为任何对法律的解释都是从现存的情况出发，并且为了现存的情况而去理解法规范的意义，在这里，只有对象才是具有决定意义的。[44]纯粹法学上的实证主义或者凯尔森的规范实证主义试图从国家法中排除政治，从而净化国家法的科学，在政治哲学和国家哲学的位置上取而代之的是法学的建构（juristische Konstruktion），其意义在于：法唯有从法中才能被理解，政治只被视为是材料，而不被视为是目的。鉴于一个封闭的、绝对的价值体系难以建立以及无法纯粹将法的有效性建立在社会学的因果关系之上，因此宪法学就需要在事实与规范之间建立某种联系，而非完全割裂，使得宪法学既不会脱离现实、又不会丧失其价值根基，这也是诠释学在当代的意义所在。而这种工作却正是法学所应致力的。

[70] 规范宪法学也多次提到了规范与事实的目光流转（在德国缪勒、恩吉施及拉伦茨都对此有所交代），但并未交代如何反观事实，对规范产生影响，又如何对规范宪法学所主张的宪法价值产生影响。[47]借此，特里佩明确表达了，国家法的对象是政治，国家法学者决不能对政治事件或者政治意图坐视不管，但对此加以评估的只能是公法的标准。

总体来说，诠释宪法学具有一种不是方法上的、而是本体论上的意义，因此在诠释学的方法问题上需要澄清的是，其不是片面的分析，也不是片面的经验归纳，同样不仅仅是辨证的精神运动，而是多种方法的融合。林来梵、郑磊：《所谓围绕规范——续谈方法论意义上的规范宪法学》，《浙江学刊》2005年第4期。

5．国家法/宪法与政治的关系毫无疑问宪法与政治的关系非常密切，而甚至可以说，宪法的对象就是政治，但这并不意味着宪法就是政治、宪法学就是政治学，也并不意味着要用政治利益来评判宪法，毋宁说任何政治事件均应通过国家法或者说宪法加以评判。[62] 前引2，林来梵书，第6页及正文第8页下，第12页下。

二、中国宪法学中面向事实及政治现实的进路1. 社会学的任务社会学的产生与近代自然科学的兴起紧密相连，因为价值判断之于人的主观性，导致价值客观性的丧失，在政治层面，各种政治理论的不断冲突，会损及政治的稳定，鉴于此，力图价值中立的法社会学便应然而生，从经验的描述中寻求理想类型便成为韦伯（Weber）所追求的目标。某种意义上，政治宪法学从政治现实角度寻找宪法的正当性亦属于从社会学角度研究宪法学的分支，[11]其基础在于法社会学，因此要对目前中国的政治宪法学进行评述，就不得不追溯至法社会学领域。[32]在霍夫曼（Hofmann）看来，施米特的国家法学主要存在两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对过时的政治意识形态之残余加以解构，揭开由空洞的、历史上过时的并因此而阻碍生活的由概念所调校的现实之伪装。[5] 关于柏拉图与亚里士多德对理想与现实之冲突的态度参考[美]乔治·萨拜因著，[美]托马斯·索尔森修订：政治学说史（第四版）上卷，邓正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下。

当然，本文对规范宪法学发展应然的价值理论的担忧，势必会为规范宪法学视为是一种隐忧，因为如果一味坚持文本至上的宪法解释，而脱离价值之学，则有盲目接受现存政治、对政治权力毫无抵御能力的可能性存在。因此，宪法规范力的维持也要取决于宪法的文本所具有的包容性，宪法文本内涵的各种趋向的原则越广泛，越是多元化，则宪法的规范力越易实现。

[56]因此，此种意义而言的规范性并非强调规范与事实（现实）对立、割裂所具有的独立、超然意义，而是强调规范与事实之间的融合。因此，宪法解释的首要任务在于对原则和规则的诠释，对规则的诠释可通过传统的解释规则加以确定，但对原则的诠释则并非总是确定，事实上需要通过实践对相应宪法原则的效力不断加以重新界定，其生效的范围和保护的领域在相关先例和理论的确保下保持相对稳定。

林来梵、张卓明：《论法律原则的司法适用》，《中国法学》，2006年第2期。诠释宪法学宪法学作为一门科学，自应有其自身的方法论体系，但长期以来，中国宪法学界并未就自身的方法论体系作深入探讨，不同的学者从多方位的角度谈论宪法，却很难理出一个清晰的思路，这导致宪法学的专业性受到损害，亦直接影响了宪法的权威性。

规范宪法学和宪法解释学都认为自然法这种道德本体理论存在致命缺憾，并且会对实证法的安定性产生冲击。更为可疑的是林来梵教授又提到了规范宪法学只是将价值与事实加以相对的区分，而非绝对的割裂，故而它并不排除宪法学的社会科学方法，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宪法学的方法，[64]就此一点可以看到，林氏似乎并未深刻反思从事实与价值的二分到融合所隐含的哲学背景，甚至未能将自身与政治宪法学彻底区别开来。正是规范与现实的一种目光流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在疑难案件，如许霆案中所出现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不统一的问题，因为法官的前理解应该对案件的事实、社会的反映、判决可能出现的后果做一个大概的预先判断，但这种前理解式的法感并不能完全支配法律判决，毋宁说尚需要严格的规范推理以及一种法律体系化的思考，如黑塞就认为宪法解释需要遵循一些原则，如宪法的统一原则、实践的和谐原则、功能适当原则、整合效应原则以及宪法的规范力原则，[84]从不同的理论视角入手分析可能出现的情况，并通过一种比例原则的思考，对规范的要求和案件的事实加以调和，以致达到最优的效果，[85]只有如此，方能得出一个相对正确的案件判决，而宪法中的规范、原则或者价值与部门法（尤其是刑法）的法律规则相比往往具有一种难以忽略的包容性，也更为这种规范与现实的相互影响提供了基础。[26] 参见朱苏力：穿行于制定法与习惯之间，载《送法下乡》，第238页下。

但政治学与法学之区别即在于，虽然考察的对象存在一致性，但其目标却存在差异，国家法学的任务便在于维护国家法的规范力，如果说法与政治之间存在差别的话，就在于法无论如何都需追求最低限度上的规范上的有效性或者说正确性，始终需反思何种规则才是正当的，而政治则追求以事实为基础的实效性，这也是法学具有应然性质的原因所在。[81] 关于规范程式（Normprogramm），参见前引53，F. Müller, R. Christensen书，第193页下。

[41]这也是值得政治宪法学所警醒的。[61]但很明显的是，规范宪法学的提出是基于新康德主义事实与规范（价值）的二分，其明确反对将事实与价值混为一谈的所谓科学社会的宪法学，[62]因此可看出，规范宪法学目的在规范层面上探究宪法规范的价值核心，使之成为拥有一定理论内涵的知性体系，[63]但因为对规范有效性和实效性之间所存在的差异认识不清，导致了规范宪法学认为在新康德主义的基础上可使宪法规范兼具最高法的效力和最高法的实效性，却不知从事实与规范的二分到二者之间的融合，蕴含着非常深厚的哲学背景在内。

[61] 前引2，林来梵书，第9页。[21]3．中国宪法学中法社会学进路之批判在当今中国宪法学方法论的讨论中，法社会学渐成规模，其中朱苏力教授和强世功教授无疑是其中的代表人物。